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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囊溢出端午情

元代葫芦形香囊出土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

元代葫芦形香囊

在端午节这天,人们用绢帛或五彩丝线缝制成各种形状的香囊,里面装上朱砂、雄黄,或系于腰间、或挂于胸前、或套于腕上,用来避瘟除秽、芳香化浊。

香囊的主体为葫芦形,正面依稀可见刺绣图案,因年代久远,一些丝线在出土时已经散乱遗失。

葫芦香囊的上半部分刺绣着面对面似在互相行礼的两个人;下半部分最前方绣着一匹棕色骏马,其后跟着一位骑黑马、着黄衫的人,正回首望向后面穿绿衣、骑白马的友人。

“五彩香囊襟前戴,姑娘娃娃逗人爱。”在古人的认知中,端午正值暑毒盛行,蛇虫出没,人们容易生病,瘟疫也容易流行,所以五月五日是“毒月毒日”。由此,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习俗,佩戴香囊、手臂缠五彩线,寓意祛病挡灾。

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着许多香囊,其中一件元代葫芦形香囊格外引人注目,它出土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。香囊的主体为葫芦形,正面依稀可见刺绣图案,因年代久远,一些丝线在出土时已经散乱遗失,导致图案有些斑驳。葫芦香囊的上半部分刺绣着面对面似在互相行礼的两个人;下半部分最前方绣着一匹棕色骏马,其后跟着一位骑黑马、着黄衫的人,正回首望向后面穿绿衣、骑白马的友人。从这幅图的其他遗痕中能够看出周围还绣有花草、鸟兽、树木等丰富的内容。葫芦底部用蓝、黄、白、紫四种颜色的布绳编成不同样式的盘长结,垂坠在香囊下。

香囊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民间刺绣工艺品,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农耕文化产物,是越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,也是我国传统饰物之一,别名荷包、香袋、花囊等,因囊中有香料,冠上“香”字,有芳香、文雅的含义。在《易·坤》中称为“括囊”,在《周易正义》中解释为“囊以储物”,由此可得,囊在早期主要用来储物,部分囊可随身携带,因此被称作佩囊。

古人很重视佩戴香囊,香囊便被派上不同的用场。根据文献记载,香囊一词出现在汉魏时期,东汉的繁钦在《定情诗》中便有“何以致叩叩?香囊系肘后。”的诗句,意思是用什么表达我的挚诚呢?系在我肘后的香囊。《离骚》中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“椒专佞(nìng)以慢慆兮,樧(shā)又欲充夫佩帏”都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佩戴香囊的习惯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教导人们:“男女未冠笄者,鸡初鸣,咸盥漱,栉縰(xǐ),拂髦总角,衿缨,皆佩容臭,昧爽而朝,问何食饮矣。”意思是未成年的孩子拜见长辈前要洗手、漱口、扎好头发、系好香囊,使整个人看上去清洁而味爽,以此表达对长辈的尊敬。“容臭”是香囊的别称。

民谚有“戴个香草袋,不怕五虫害”的说法。这个“香草袋”就是香囊,在古人眼里,香囊是端午节避邪驱毒的“神器”。

端午节的起源与上古时期的天象、历法及信仰祭祀文化有关。端午原为干支历的午月午日,正月建寅,第五个月即为午月,午月午日谓之重午。“端午”的“端”字本义为“正”,“午”为“中”。仲夏午月午日,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,处在全年最“中正”之位,故谓之“端午”。端还有“初”的意思,午(五)月的第一个午日,即“端午”。晋人周处在《风土记》中记述“仲夏端午,烹鹜角黍。端,始也,谓五月初五日也。”

在古人的认知中,端午正值暑毒盛行,蛇虫出没,人们容易生病,瘟疫也容易流行,所以五月五日是“毒月毒日”。由此,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习俗,佩戴香囊、手臂缠五彩线,寓意祛病挡灾,所以又有“五彩香囊襟前戴,姑娘娃娃逗人爱”的说法。

端午节戴香囊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,起源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。

端午节不仅有戴香囊、吃粽子的习俗,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差异,还形成“角黍燕人喜,龙舟越俗能”的别样端午节活动。我国古代,北方游牧部族对端午节情有独钟的同时,还丰富了其活动内容。辽代,契丹贵族除了吃粽子外,新添了凉糕、枣糕,增加了射柳竞技活动。

元朝诗人虞集在天历二年(公元1329)创作的《端午赐大长公主》中写道:“殿阁熏风五月凉,绿荷池上度天香。扇裁团鉴飘罗雪,盌注轻冰霭玉浆。麈尾可消时昼永,彩丝宜祝寿年长。清朝共庆宫闱贵,万岁菖蒲泛紫觞。”描述了元朝宫廷里的人们在端午节这天系五彩丝、饮菖蒲酒的活动。

元代人的“斫柳者于端午日”竞技活动,就是射柳比赛。武官取来折断的柳枝,剥掉柳枝皮,露出青枝插入土中,再将参赛选手的手帕绑在柳枝上,做好标记,然后由一引导者骑马先行,参赛者挽弓紧随其后开始射柳,能够射断柳枝者给予奖赏。射柳被金、元沿袭,直至明、清。

从古到今,端午节的一片粽叶,包裹着缕缕情思;一只香囊,寄托着健康的祈愿。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。让我们在粽叶飘香中升华家国情怀,让端午节香囊里的香味萦绕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。(草原云·正北方网记者高玉璞  通讯员  杨萌萌)(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)

【自白】

腹有香草自芬芳

□娜拉

“榴花角黍斗时新,今日谁家酒不樽。堪笑江湖阻风客,却随蒿叶上朱门。”这首诗描述了古人过端午节的各种习俗。端午节,人们除了吃粽子、插艾草外,也是我隆重登场的日子。

民谚有“端午节,天气热,‘五毒’醒,不安宁”一说,因为在农历五月,是民间称为“五大毒物”(简称五毒)的蝎子、毒蛇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出没的时期,于是,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,由绢帛或五彩丝线缝制成各种形状的我,腹中装着毒虫的克星—朱砂或雄黄,被人们或系于腰间、或挂于胸前、或套于腕上,用来避瘟除秽、芳香化浊。说到这儿,大家已经猜到了我的名字——香囊。我还有不少别名,比如锦囊、锦香袋、香包、香缨、佩帏、容臭等,后来人们还称我为荷包、耍货子、绌绌。

制作我的工序从简单到繁琐,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外形、材料、含义和寓意也发生着变化。我身上的刺绣技法、图案,肚子里的香料等,随着制作由简到繁的变化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
我的形状通常有圆形、方形、椭圆形、倭角形、葫芦形、石榴形、桃形、腰圆形、方胜形等,有的是两片相合中间镂空,也有的中空缩口,但不管形制怎样,透气孔必须有,用来散发香味,否则我怎么叫“香囊”呢?我身上刺绣的图案也有讲究,梅花、菊花、桃子、苹果、荷花、娃娃骑鱼、娃娃抱公鸡、双莲并蒂等图案象征万事如意、家庭和睦;飞禽走兽类如虎、豹、猴子上竿、斗鸡赶兔等图案则象征健康平安;表示夫妻恩爱的,通常绣鸳鸯戏水、比翼双飞之类的图案。

人们在端午节佩戴我,主要为了驱邪避瘟。传统观念中五色可避邪,因此人们便用五色丝线织造我。《太平御览》中说:“端午佳节,将五彩线缠于手臂,也被称作长命缕,目的在于挡灾、祛瘟疫。”这样的民俗不仅在民间盛行,宫廷中也有。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,南宋孝宗给后宫妃嫔和前朝大臣们赐予翠叶、金丝翠扇、钗符及香囊等进行佩戴。清朝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对端午佩戴香囊的记载为:“幼女剪彩叠福,用软帛缉缝老健人、角黍、蒜头、五毒、老虎等式。”端午节这天,人们用帛绢把我缝制成小人儿、粽子、蒜头、五毒、老虎等形状,再在我的腹中填入雄黄、朱砂、香药等中草药,佩戴在身上驱虫防病、纳福开运。

我除了在端午节唱主角,在礼仪方面也有一定贡献。《礼记》是我国最古老的儒家十三经之一,为孔子弟子及后来学者所记。《内则》为《礼记》的第12篇内容,为在家庭内部父子、男女所应遵行的规则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提到,未成年的男女在拜见长辈时需要佩戴容臭,表示尊敬的意思。屈原也喜欢我,在《楚辞·离骚》中说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”告诉大家,他佩戴的香囊里装着江离和白芷等香草,这些草的芳香是他高洁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。

无论是在传统节日端午节,还是在日常生活中,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我,从材料选择、工艺制作等方面,都能展现出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与文化内涵。

【观点】

文化融合丰富刺绣技法

□杨萌萌

端午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醒目符号,有典籍中的端庄,也有五彩丝线、香囊装点的雅趣。香囊上的刺绣艺术丰富多样,传承已久,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刺绣艺术不仅在服饰和生活用品中装饰点缀,也是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与社会意识的综合反映。元代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时期,政治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刺绣技艺的进步,同时,刺绣技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,在纹样和技法上都有相似之处。

刺绣是运用针线在面料上缝制出不同纹样的传统技艺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地位。刺绣的产生最早是为了缝补衣物,随着历史的发展,刺绣也随之产生了新作用。

刺绣离不开针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有“箴”,指缝衣用的竹针。“竹”为形旁,

表示材料。竹部箴下曰:“缀衣箴也。

以竹为之,仅可联缀衣。”宋代徐铉校订本曰“臣铉等曰今俗作‘针’,以金为之,乃可缝衣。”由此可见,针很早就成为刺绣的重要工具。随着历史的变迁,用针线缝制的形式不断增多,逐渐由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,形成独具特色的刺绣艺术,应用于服饰品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游牧部族的流动性要求他们必须自给自足,为自己创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,以缝补衣物为需要的刺绣技艺便逐渐用到装饰品上。元代葫芦形香囊上有桃花纹饰,该纹饰在农耕文化里代表繁荣兴旺、幸福美满,元代在刺绣中常把它作为辅助纹样,将桃花的花瓣刺绣成瘦长型,给人以优雅的感觉。元代刺绣针法粗犷,配色明艳,纹样简单质朴,再加上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,丰富了刺绣技法,纹样图案更加多元。(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员)

【史话】

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要塞

黑城遗址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22.6公里处的额济纳河东岸。2001年,黑城遗址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矗立在戈壁大漠的黑城遗址内留存着废弃的墙体、佛塔等,更多的建筑被埋于沙下,显得荒凉又沧桑,但它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、最宏大的古城遗址。

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,黑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,东西长421米,南北宽374米,高10米。城墙外侧周围有瓮城、马面等设施。城内有4条东西向主街道和6条南北向街道。街道的两侧有店铺、民居、总管府、广积仓等遗迹。这里出土文物的数量不多,但种类丰富,包括建筑材料、生产工具、武器、生活用具、鞋帽服饰、宗教器具、文书等,这些遗存告诉我们黑城曾经的繁华。

黑城遗址所在的额济纳旗,汉代时是汉廷所辖居延地区。汉武帝时设置居延县建起了居延城,成为汉代的西北障塞。这个地区自汉至宋,先后有匈奴、柔然、突厥、回鹘、吐蕃、党项等游牧部族活动。到了西夏,在距汉代居延城以南偏西15公里处建立军事重镇黑山威福军司,也就是黑城。后来元朝政权取代西夏收管了黑城,在此设立“亦集乃路总管府”,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建,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,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。

“草原丝绸之路”是指北方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,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的发展与繁荣在元代达到了顶峰。亦集乃路是守护这条商道的重要驿站。考古专家研究得出,亦集乃路有水渠、农田,农牧业同时发展来保证商道上的一切供应。城内有官吏、僧侣、手工业者和商人。遗址内还出土了许多文书,包括租赁、买卖、借贷等契约。根据文书显示,当时亦集乃路内的一些居民,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行着一定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。城内出土的大量元代纸币也反映了这里一度繁荣的景象。元代亦集乃路作为交通要道,成为各种文化互通交流的大熔炉。(杨萌萌  整理)

(本版支持单位: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)

[责任编辑:孙丽荣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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